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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中的西北边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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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者:朱亚峰

西北边疆地区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外政治、文化、商贸交流互动的空间场域和途径之地。近代以来西北战略地位的变迁,蕴含着国内国外地缘政治因素不断作用的历史逻辑。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的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不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等因素,制约着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深化西北边疆治理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将西北边疆治理纳入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下分析,有助于我们构建全局性的治疆思路。


地缘政治视角中的西北边疆治理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一环,历代中央政权无不将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视为国家稳定繁荣的重要保障。当前,西部边疆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国边疆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应对新形势、新变化,学界应从现实出发,加强理论建设,同时聚焦具体问题,特别是涉及地区稳定和国家战略的边疆治理议题。纵观学界已有成果,关于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多以族际关系、区域发展和国家发展等为视角,从地缘政治视角观察西北边疆治理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希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西北边疆治理议题纳入地缘政治的理论框架,以此丰富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学术视角。

一、问题缘起与地缘政治视角的提出

“边疆”最基本的含义指边境线、国界一侧的沿边地带,与英文border或borderland一词相对应。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边疆具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一是相较于国家政治中心较远的地理方位;二是在边疆生活的人以及相异于国家主体的社会文化。

我国学者胡焕庸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胡焕庸线”,即将中国版图大致一分为二的“浑源—腾越线”,强调以地理环境为分野的地域人口及经济文化之间的反差。在历史文化研究者看来,“胡焕庸线”代表了中原与边疆交往互动、不断融合的中华文明进程。本文的思考源于我国传统边疆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面临的治理挑战,因此文中的边疆概念特指陆地边疆这一限定的范畴。西北地区囊括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五省区,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这里幅员辽阔、接壤国家众多,具有独特的人文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本文所涉及的西北边疆治理将重点以新疆为考察对象。

(一)西北边疆空间场域重构的历史意义

新疆古称西域,始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开启了国家有效治理西北边疆的历史进程。此后帝国版图虽有增有减,但无论是唐代的羁縻州府制度,还是明代在西北设置的诸多卫所,不同时期的中央政府都表现出对西北治理的高度重视。这一历史实践深刻地形塑着中华文明国家、民族观念的发展。作为封建时期的儒家政治学说,天下观将世界呈现为一种根植于文明的、差序性的等级秩序,在中心与边缘之外是更远的化外之地。如果说夷夏之辨的民族思想是中原王朝在面临外部压力时,用以维系正统的重要工具,那么对儒家纲常伦理和中华大一统的追求,则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统治阶级上层为树立自身合法性而采取的主动回应。因此,清初中央恢复对新疆的有效统治,便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旧土新归、维持统一的重要标志。
西北边疆之于近代中国的地缘战略意义,表现在国家边疆治理逻辑的转变。源于海洋时代列强紧迫的商业和军事压力,龚自珍、魏源等人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洞见西域在空间上对王朝天下秩序的重要性。由此发轫的近代边疆思想摒弃了根植于夷夏之辨的文化取向,边疆的战略价值逐渐凸显。在资源、国防领域的巨大潜力,以及显而易见的屏障作用,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边疆危机话语的历史情境。刘晓原认为中国领土属性的近代转型,就是在一种地域范围内丧失封建相对主权和在另一种地域范围内确立近代绝对主权的过程。这一变迁实质上是边疆空间场域的重构,传统的中央王朝将自身安全作为边疆治理的首要原则,边疆在这一过程中被看作国家的战略纵深和防御前沿。边疆安全意味着民族关系的和睦,更体现出以皇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稳定。民族国家时代,边疆作为主权明晰的国家领土,已然成为国家安全主体的一部分。

(二)当前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与不足之处

边疆治理是我国边疆研究的重要议题。边疆,作为政治权力形塑的空间场域和国际政治层面国与国边界的构成要素,是主观建构与客观实在的对立统一。边疆治理涉及到治理主体的构成及治理对象的划分,因此也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社会转型中的普遍性问题。我国的边疆研究传统,由三个发展递进的脉络组成,即历代王朝治边思想、近代“边政学”知识体系和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实践。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经验是当代边疆治理研究发展创新的知识宝库。整体上看,注重国家统治和行政治理在边疆地区自上而下的有效性,是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特点。由此逐渐形成了以族际、区域和国家三个视角为主的边疆治理研究范式。
一是族际视角的边疆治理研究。一方面,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基本特点便是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体重合。在有边疆而无边界的封建王朝时代,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健全的阶段,边疆治理从设计到实践往往带有明显的族际主义取向。高永久教授在研究现代化对民族地区治理内部环境要素和外部条件要素影响时,提出我国的民族问题治理应形成一个党和政府主导、社会协助、市场参与、少数民族群众自我管理相结合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同时,以人为核心展开的边疆治理框架,族际关系就决定着王朝的外围稳定和中心安全,社会心理层面的认同感是国家对边疆的治理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尹学朋、王国宁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长久的民族政治问题,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化过程中更加凸显,并给边疆治理带来一系列挑战。为应对此影响,需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驾驭民族社会问题的能力,培养社会中介组织以提高政府公信力,最终实现善治。陆海发、胡玉荣指出边疆的多民族性使边疆地区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边疆的现代化进程无形中放大了这组矛盾,为整合二者关系必须调整国家的民族政策取向和边疆治理思路。要在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同时,推进国族建设。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边疆治理研究与民族问题研究高度重合。

二是国家视角的边疆治理研究。首先,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政治共同体,边缘地区和核心地区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家在治理和发展进程中形成的“边缘—核心”结构,决定了其针对边疆的区域划定及制度安排。周平教授认为边疆作为国家的特殊区域,是以国家的建立为前提的,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着眼于把握边疆问题和现象的本质,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并不着意于某个具体的边疆问题,而是力求揭示边疆和边疆问题发展演变的规律,构建边疆和边疆治理的阐释理论,并提出解决边疆问题的政策建议,以此服务国家的边疆治理。

三是,国家视角的边疆治理研究,重点关注边疆问题的解决和有效治理。在国家视角下,边疆问题被纳入国家疆域、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青觉教授认为边疆稳定和长治久安是国家边疆治理的着眼点,边疆治理对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边疆治理面临着安全、稳定、发展三个方面的挑战。应立足国家最高利益和边疆社会重点问题,实现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最后,历史过程和国际形势对边疆治理的影响也是国家视角考察的对象。马大正教授通过梳理我国边疆的发展大势、历史特点和战略地位,指出古代的边疆治理策略经验对当代中国边疆治理战略的建构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万秀丽、牛媛媛关注到西部边疆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西部边疆安全治理由于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必须创新治理理念,通过坚持依法治理、深化改革实践、强化安全合作实现边疆治理的现代化。

四是区域视角的边疆治理研究。这里所说的区域不同于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概念,是指国家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导向的治理模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和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区域建设、区域发展的边疆治理思路,便是区域视角的体现。袁剑将地缘政治因素纳入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纳中,认为断裂政治是民国边疆的重要特征,一个国家、两个政权体系、三大外部/内部力量、四个边疆区域和五大国格局,这几个因素影响和决定了民国边疆治理的执行力度。随着国家建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政策主导下的边疆治理模式,实践中存在诸多局限,已无法涵盖地方行政的所有领域。区域性特征决定了边疆自身面临着地方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刘雪莲、刘际昕认为边疆治理概念在形成中带有国家中心论和封闭排外性的特征,通过对边疆和边境两组空间概念的分析对比,认为族际视角的边疆治理在应对跨境问题上存在不足,应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出发探讨边疆地区开放安全等边疆治理议题。赵超认为历史—民族视角下的边疆治理,难以应对“一带一路”背景下边疆空间场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边疆治理实践的推进。对空间政治概念的工具性引入,有助于边疆治理在空间正义、空间生产机制和空间权力结构层面的改进优化。这些客观因素促进了边疆治理区域视角研究的发展。

综上所述,近年来国内边疆治理研究的学术实践,已广泛涉及边疆治理的多个面向,学科视野的丰富极大促进了我国边疆治理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边疆概念范畴的不断拓展延伸,使边疆治理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领土维度。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政治区域化特征的不断加强,地缘政治已成为影响边疆治理的重要因素。学术界对西部边疆,特别是文化多样、政治环境复杂之新疆的学理性研究深度明显不足。地缘政治视角下西部边疆治理研究的缺失,是值得反思和注意的问题。

(三)地缘政治的理论演变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现实意义

地缘政治起源于西方,它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近代以来列强的殖民运动和对世界地理空间的划分。作为一种战略思想,地缘政治包含了两个维度的变量,一是地理变量,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二是技术变量,除物质技术外也包括在此基础上的组织技术。同时地缘政治在实践当中也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为不同时代的边疆界定提供依据;二是为谋求各国利益提供理论指导;最后,为解决边疆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从思想脉络来说,地缘理论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

一是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时代,这是地缘政治学理论初创和体系化的阶段。如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的“殖民地边疆”理论、特纳的“移动边疆理论”、拉铁摩尔的“双边疆理论”、马汉的“海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等。作为一种大的战略思想形态,地缘政治学一开始便形成了以拉策尔为代表的“有机国家”流派,及后来发展出的“地理战略论”流派。两种流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分析层次的不同和对地理环境理解的差异。受“达尔文主义”的时代背景影响,拉策尔将国家看作为生存和发展而斗争的空间有机体,强调国家的领土空间扩张受地理环境单一因素作用。“地理战略论”则认为物质环境是一个地理变量与技术变量相互联系作用的结构,地理环境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该流派理论是对拉策尔国家有机体思想的超越和进化,当代地缘政治学多指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为代表的“地理战略论”。

二是地缘经济时代,“地缘经济”这一术语由美国学者爱德华·卢克瓦特在1990年初创。事实上,地缘经济的思想萌芽早在第一波地缘经济合作浪潮中就已出现,70年代经互会、经合组织及欧共体等合作组织建立并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合作计划,促进了组织内部成员国间发展水平的提高。但这个阶段的经济合作仍以政治因素作为主要推动力,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极易遭受政治动荡的干扰。这一波折持续到苏东剧变前后,世界权力结构开始朝向多极化发展,经济要素在地缘政治板块中地位显著提升,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成为各国政府的核心利益。在国际关系领域,经济关系逐渐取代政治关系,经济发展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对抗过后的新时代主题。新的权力要素和权力结构的出现,决定了地缘经济成为地缘政治新的外在形式,并继承了其竞争与合作的本质。

三是信息时代的地缘政治,信息技术革命及全球化的推进,使地缘政治外延向信息领域拓展,地缘空间呈现出一体化、开放性的特征。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发展对世界政治造成重要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地缘政治空间结构的改变。权力是地缘政治的核心命题,从历史上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地缘政治的权力竞争从农业时代的陆地空间走向工业时代的海洋空间。网络空间作为地缘政治权力作用的新场域,其实质是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这一重要战略资源。优势的信息技术可作为国家提升地缘战略能力的有效手段,自美国于1993年制定“网络信息高速路”计划后,世界主要强国都先后出台了各自的网络空间战略,谋求占领新技术的制高点。

现代地缘政治学,呈现出多维度、多领域的理论视角。在关注传统权力和空间竞争的同时,也将触角涉及到超出领土范畴的地缘经济和网络空间。我国多民族的边疆地区,具有相异于核心地带的多样性特征,其作为地缘政治区域的类型之一,往往处在国际政治竞争的前沿地带。在边疆利益多样化的今天,我国的边疆治理面临着不同地缘政治空间场域的权力竞争与合作。因此,将边疆治理研究置于地缘政治视角下分析,即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又有紧迫的现实需要。

二、西北边疆战略地位的变迁及地缘政治挑战

从和平解放初的现代化建设,到冷战时期中苏对峙的前沿地带,再到苏东剧变前后迎来开放与发展。新疆在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战略地位的调整变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区的新疆,将不可避免的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到地缘政治的进程之中。

(一)新中国以降西北边疆战略定位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步入了新阶段。国家对西北的战略定位也从强调安全维度的边疆地带,转为有待发展的西部地区。在党的领导和决策下,新疆通过一系列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各个领域的国家化。以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我国边疆地区完成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基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经济社会发展。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边疆发展在符合现代进步语境的同时,蕴含着民族平等团结的普遍主义关怀。因此我国的边疆发展也表现出促进民族发展的价值追求。从边疆到西部,国家均质化和边疆区域化的推进,使边疆在此过程中承担了国家安全外的更多职能。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新疆再次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稳定的战略前沿。为应对严峻的地缘战略压力,西部地区融入全国工业网络和支援三线建设开始提速,新疆因此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日趋紧密。直至80年代,国际政治局势相对缓和后,开放与发展才重新回到国家治疆的战略中来。从历史的规律看,建国以来新疆战略地位的数次调整凸显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新疆都要肩负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职能;二是边疆发展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维护边疆长治久安的有效路径;三是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了新疆具有丰富的对外开放潜力。

(二)全球化时代西北边疆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

地缘政治是将各国利益放在一个局部或国际关系背景中考虑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区域经济与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场域。这是技术变量对地缘政治版图的重构。正如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索尔·科恩所言,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的地理学,边疆在不同空间维度中,面临着差异性的地缘政治挑战。经济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也使置身于地缘空间、地缘经济和地缘信息等多维场域中的我国西北地区,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是地缘经济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舞台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经济建设代替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各国政府首要的执政目标,我国由此迎来了近三十年的稳定发展机遇期。对于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新疆来说,地缘政治变迁的后果直接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影响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政策扶持为依托,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迎来了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实现较大提高。但以西部省份为代表的内陆地区,在国有经济从总产值到就业人数大规模下降的同时,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脆弱等不利条件。2017年的《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发展报告》显示,全国4大区域中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大多数处在下游区,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省域财政金融、知识经济、发展环境、发展水平、政府作用、统筹协调等各项指标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体现在新疆内部的南北差距上,现阶段新疆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仍以垄断性行业的国企为主,产业工人主体多分布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疆地区。从少数民族人口占94%的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克州)2010年的数据看,GDP占全疆的比重从1978年的17.89%,下降到2010年的9.24%。在人均生产总值方面,2010年全疆人均为25057元,克州、喀什、和田三地分别为7202元、8748元和5181元,南疆地区的脱贫压力依然严峻。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新疆承担了重要的走廊贸易功能,边境贸易在新疆对外贸易的比重常年占据50%以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以国家主导的能源项目为主,表现为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进口原材料通过新疆运往其他省份,而内地私营企业则将具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优势的商品通过新疆运往海外。但中国商品相对于俄罗斯及中亚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优势并非新疆本地的经贸优势,受技术、人口、资源等客观条件制约,新疆无法过多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这也导致新疆本地产业和商品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贸活动中参与度较低。欧债危机及近年西方对俄制裁,造成中亚各国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汇率不稳使中国—中亚货币合作协议存在诸多风险,难以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同时,中亚地区较低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增添了新疆口岸经济的贸易壁垒,具体表现在海关管理规范性较差、进出口管制及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诸如《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跨境管理指标、《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跨境管理指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等多个国家研究报告显示,中亚国家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数据得分普遍较低。


二是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苏联解体后长期影响着中亚地区的稳定。从类型划分上看,中亚地区多为双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即同时源于国内和国外,特别是源起于边疆跨境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方面的安全威胁。而“三股势力”则是影响地区安全的主要因素。在传统上新疆的“三股势力”与中亚极端组织在人员和资金、意识形态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从内部环境来看,中亚各国在独立之初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寡头经济,政治腐败以及社会配套不成熟,激化了各国排外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势头。各国的民族国家化进程伴随着伊斯兰教传统的大规模复兴,政治伊斯兰不同程度地融入到各国政治生态中。在多国合作严厉打击之下,由境外“东突”向新疆渗透的暴恐活动在近年有所减少,但信息技术的普及进步也使网络空间成为分裂分子向国内传播激进思想的土壤。在新疆公安机关侦破的多起暴恐案件中,以非法地下讲经班的形式学习收看暴恐音视频成为暴恐事件滋生的重要途径。此外“伊吉拉特”、“伊扎布特”等圣战性质的极端组织具有跨区域、组织严密、煽动能力强等特点,通过境内外势力相互勾结外偷渡人员,并趁机回流作案,网络信息是他们重要的宣传渠道。

三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区域战略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囊括了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涵盖数个地缘政治区、沿线国家众多。中亚地区作为地缘政治版块的交界地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地区大国、域外大国的地缘战略也往往交汇于此。俄罗斯在中亚有着广泛的优势地位和影响,传统上这里是欧亚战略辖区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后俄先后通过建立集体安全条约和欧亚经济联盟来稳固自身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存在。近年来中亚国家发生的历次边界冲突和国内动荡,俄罗斯均积极介入,扮演着秩序维护者和冲突调停人的角色。“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反恐战争第一次在中亚确立了军事存在,作为其中东战略和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方面要保卫其在阿富汗的胜利果实,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在价值观上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从新丝绸之路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国地区战略因政党轮替出现调整,但其谋求平衡中俄地缘政治优势,途径阿富汗打通中亚与印度贸易通道的愿望一直没有改变。印度作为南亚的主导国家,一直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同时在涉藏问题上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切身利益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美国亚太领导力相对下降和对华战略互信的考量,印度也提出了自己的地缘战略,如“季风计划”、“香料之路计划”和“向北看计划”,通过向西向北进入欧亚大陆内部,实现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利用其在历史、宗教、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着力提高自身在中亚突厥语国家中的影响力。正义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开始出现务实的调整。2008年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参照欧盟框架组建旨在加强政治、经济、国际事务等方面协调合作的突厥议会成立。能源合作和文化交流是当前土开展中亚外交的主要方向。

从西部大开放战略到向西开放,再到“一带一路”倡议,新疆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定位逐步提高。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习总书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期望。新疆的区域枢纽作用,已在中国连通沿线国家人文交流、交通运输、油气管道、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得到体现。同时,新疆也急需面对发展不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国际政治背景下地缘战略挑战等多方问题。这些挑战能否充分应对,关系到我国西北边疆治理的成效。

三、西北边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路径分析 

我国边疆的地缘政治挑战,是一定时期内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带来的阶段性后果。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地缘信息领域的扩展,决定了边疆治理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等西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边疆治理的社会基础要素发生了变化,涉及到文化、权力、组织、制度和主体等多个维度。整合国家战略需要和边疆自身建设,充分协调各方利益,是当前我国边疆治理的现实情境。西北边疆治理需要从理念到实践,构建一套适应新时代的框架体系。

(一)完善上合组织机制,构建安全发展利益共同体

稳定的地缘政治体系需要身处权力中心的大国在相互尊重彼此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带头达成各项共识。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大国间的安全困境限制了跨区域合作的开展,有效的协调机制将起到促进地区合作,实现地缘政治体系安全稳定的作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区性贸易协定的跨区域整合作用已经显现,对参与其中的各国来说,互补的经济利益是推动合作前提。对我国西部的地缘政治环境来说,以中亚为核心区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现阶段维护地区稳定的主要框架,作为多边国际制度和跨区域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间的安全合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作为组织成立另一宗旨的经济合作则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地区发展更多涉及经济领域的表现,各大国所倡导的发展战略在中亚虽有交集,却因各自利益侧重的差别始终保持着距离。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南扩为挖掘经济领域合作潜力,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印度、巴基斯坦等利益相关国家的加入,将发挥组织促进大国战略对接的平台作用。中国可借助上合组织框架优势,结合边疆治理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沿线国家沟通协商,在区域合作中形成相对规范的行为准则和责任共识。一个跨区域的安全、发展利益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为新疆提供一个政治友好的地区环境。

(二)维护信息边疆安全,严厉打击三股势力

维护网络边疆安全对新疆工作来说意义重大,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是两股联系愈发密切的势力:一是境外“东突”势力。二是以“基地”和“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势力。“东突”组织与伊斯兰国等国际极端势力虽没有形成直接的隶属关系,但叙利亚及阿富汗的混乱局势为恐怖分子跨区域活动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如今网络反恐已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领域,恐怖组织利用网络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筹集资金、招募人员、策划袭击,并通过网络资源培训独狼式恐怖分子。网络恐怖主义是各国的危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的《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议》和《关于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地区的宣言》,在成员国间达成了反对将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用于危害成员国安全的目的和防止利用互联网宣传三股势力思想等一致立场。在深化网络公共治理国际合作的同时,我国仍需不断加强自身网络边疆的建设。净化网络空间,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既需要堵住三股势力思想流入新疆的通路,也要引导大众舆论向包容进步的方向发展。网信工作是新疆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内容,自治区政府多次强调要响应党中央关于新时代网信工作的部署,在组织、队伍、技术、装备、能力、阵地、产业等七个方面加强网信工作建设。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需要强大的网上舆论支持、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和有力的信息化支撑。只有在网络空间打掉三股势力的最后阵地,暴恐传播的土壤才能彻底根除。

(三)发挥新疆区位优势,为区域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为地区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是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是世界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期待。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向西开放的主要合作区域,西部边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区域合作的空间场域,因自身区位优势在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中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新疆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欧亚经济联盟”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战略的桥头堡,在国家战略推动和政策扶持下已具备多方面的跨区域合作条件。交通运输方面,东起连云港的新欧亚大陆桥和连通重庆、新疆直达欧洲的渝新欧铁路陆续完工,中巴瓜达尔港至喀什的经济走廊项目也在稳步落实,该项目完工后新疆与中亚南亚地区的交通一体化将迈上新台阶。文化交流方面,新疆积极发挥本地人文优势,疆内高校参与创办的中亚孔子学院达到7所,在吸收中亚地区学生来华深造的同时,有力促进了中华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在医疗、金融等中亚各国相对薄弱的领域,新疆近年来也加大了战略部署规划,通过发挥软实力优势提升自身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口岸贸易在中国与中亚经贸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中亚、南亚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不足的问题,还需加强新疆与中亚国家海关系统的合作,实现政策沟通协调,提升口岸通关效率,营造安全便利的贸易环境。

(四)创新发展理念,实现各发展主体共建共享

享发展”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关系层面表现为平等互利的价值追求。“一带一路”倡议所构建的跨区域经贸整合,为有关国家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一带一路”倡议要避免留下转移过剩产能的直观印象,需通过把中国的发展与地区周边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强政治互信和民间参与,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说明历史上广袤的中华大地非单一地域、单一语言、单一宗教所构成,也凸显出天下观念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边疆社会多元化的认同存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情境。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勾连起沿线国家与中国,在不同文明、语言、宗教、经济生活间的广泛联系,构成了一个跨越区域的体系。多样性的边疆地区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的窗口,当“多元一体的中国”与“纷繁绚烂的人类社会”整合后,便形成了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到西部边疆地区,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空间结构层次主体共建共享的壮阔图景。我国向西开放的发展理念和西部边疆的人文特征决定了新疆各族人民即是共享发展过程的参与方,也必将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受益方。

四、结语

地缘政治思想的核心观点认为,世界由几大地缘战略辖区组成,辖区内在空间上依等级层次排列的地缘政治区构成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对于并不均质化的地缘政治区,边界通常沿着物理、文化、宗教及政治裂纹形成,并随着政治中心之间权力重心的转变而改变。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具有民族、文化多样,地理政治环境复杂等特点,对身处反恐斗争一线的西部重镇新疆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发展机遇也是战略挑战。实践证明,在国际政治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国家确保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治疆思路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新疆与兄弟省份相比发展依旧落后的客观现实。用长时段历史的眼光观察边疆社会,发展与稳定依然是边疆治理的叙事逻辑。国家西北边疆的有效治理,必将要求新疆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克服非传统安全威胁、充分融入区域合作机制、不断提升自我发展潜力。这一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理念与实践的伟大开拓,也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财富。

【编辑】徐英婕
【审阅】戴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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