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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湾地区反恐形势变化的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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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傅小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孟加拉湾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区。近年来,该地区反恐形势显著变化,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缅甸都面临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突出问题。形势变化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也形成冲击,是中印缅孟走廊建设需要妥善应对的重大安全挑战。

                 孟加拉湾地区反恐形势变化的特点和影响
孟加拉湾地区地缘位置重要,是国际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和大国战略竞争的要冲。近年来,该地区遭国际恐怖势力持续渗透,地区暴恐隐患风险凸显,严重冲击地区安全和稳定,中印缅孟走廊安全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面临的威胁增大,需要妥善应对。

01反恐形势变化特点

孟加拉湾地区反恐形势面临三大风险,一是孟加拉国暴力激进和好战势力上升,成为国际暴恐势力的渗透重点;二是缅甸罗兴亚人问题的涉恐因素凸显,地区牵动效应增大;三是斯里兰卡受连带冲击,变得日益不安全。

(一)孟加拉国内恐怖活动出现复苏抬头之势
自2013年,孟加拉国内不断出现恶性暗杀案,受害者包括外国人、宗教人士、网络博客写手、教授、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警察及性少数群体(LGBT)活动家等。2014年,随着“伊斯兰国”渗透,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更加复杂。“伊斯兰国”如同“基地”组织一样野心颇大,企图将其触角从中东、非洲伸向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其中就包括孟加拉国。2016年7月1日,5名恐怖分子袭击达卡“多孔匠人咖啡馆”(Holey Artisan Café),导致24人死亡,其中有17名外国人和包括2名警官在内的7名孟加拉人,亦有多名警察受伤。7月5日,“伊国”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有3名孟加拉人出镜的视频,拍摄地点可能在叙利亚的拉卡。分析认为,该视频是在宣战,是要求孟国内“伊国”成员或同情者发动恐怖袭击的暗号,同时也是在招募人手。鉴于“伊国”在伊、叙核心地带不断遭压缩,失去1/3以上土地,着手加速对外渗透。7月7日开斋节期间,另一伙年轻人袭击了达卡郊区吉绍尔甘杰(Kishorganj)的大型集会,造成2名警察、1名妇女身亡。2016年的这一系列袭击令孟陷入动荡,凸显暴力极端主义威胁。事后两个组织认领袭击案。一是“伊斯兰辅士”(Ansar al-Islam),系“基地”组织次大陆分支的本土组织,一是“伊斯兰国”,但由其本土附庸“孟加拉国圣战者大会”(JMB)实施,该组织又被执法部门称作“新JMB”。孟加拉国政府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袭击是由本土恐怖组织策动,希望利用“伊国”或“基地”旗号进行“国际化”包装,以图在国内自塑形象。恐怖组织希望通过策动袭击、制造恐慌获益,阻吓外国投资者,造成政府与其政治盟友的关系紧张,加深教俗矛盾,动摇政府。

据“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SATP)统计,2017年孟国内在因恐怖主义丧生的平民有9人、安全部队人员有4人,较此前几年大幅下降。2016年,因恐怖主义丧生的平民多达43人,2014、2015年两年也分别有29人、23人之多。2017年,造成3人以上死亡的重大恐袭仅有2起。但值得注意的是,反恐部门在执法行动中与暴恐分子爆发冲突的大案却不少,单起事件中死亡人数3人以上的共有6件,共有包括暴恐分子在内的29人死亡,突显孟国内恐怖活动的严峻性和反恐怖斗争形势的尖锐性。2018年虽未发生暴恐大案,但反恐形势已难言乐观。

“伊斯兰国”渗透活动。2016年7月达卡恐袭案标志着“伊斯兰国”对孟渗透业已形成一定规模。2017年以来,“伊斯兰国”认领了孟国内多起自杀式袭击案。3月17日,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潜入反恐部队“快反营”(RAB)在孟首都达卡的一处驻地并引爆炸弹,造成“快反营”2人受伤。24日,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达卡沙赫贾拉勒国际机场立交的检查站引爆炸弹,未造成人员伤亡。25日,锡尔赫特区古塔尔提克发生爆炸袭击案,造成6人死亡、40余人受伤。“伊斯兰国”在上述案件案发后不久宣布“负责”,其暴恐威胁凸显。但孟当局否认“伊斯兰国”在孟存在和活动,认为是相关人员均是本土暴恐组织“孟加拉国圣战者组织”(JMB)中附庸于其的部分势力,故称之为“新圣战者组织”(Neo JMB)。达卡恐袭案后,“新圣战者组织”遭遇孟执法当局加大力度的打击,不少人员被捕,转而调整策略,蛰伏蓄势。一方面,化整为零,大隐于市,分散潜伏,人员流动性增强。执法部门在孟全境各地均起获了该组织的各类小型据点,发现该组织正着力利用互联网向城市中产招募人员。孟反恐与执法部门还起获了该组织在山区的多个藏匿据点。另一方面,暗中积累制爆能力。该组织开始使用三过氧化三丙酮(TATP)作为爆炸物,甚至或已掌握保持其物质稳定性的技术方法。TATP由于不含氮元素,容易逃脱安检措施,但其物质不稳定,易于升华、机械敏感度高,是2005年伦敦地铁七七爆炸案、2015年巴黎袭击案以及2016年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等多起恐袭中使用的爆炸物。此外,孟执法当局在行动中起获的爆炸物、临时起爆装置和自杀式爆炸背心也出现数量增多、换代升级的趋势。

“基地”组织借罗兴亚人问题炒作。2017年,“基地”组织“次大陆分支”及其在孟国内的附庸均未制造恐袭,但仍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活跃,大肆炒作、暗中渗透。“次大陆分支”发布“行为准则”提出了该组织在印、孟、缅三国的目标,炒作罗兴亚人问题,同时强调“穆斯林团结一致对外”,对教内派别问题伪装出一副较“伊斯兰国”更加温和的态度,企图与“伊斯兰国”争夺影响。“行为准则”将印、孟、缅三国并为一节,视印度为仅次于美国、以色列之后的国家目标和孟加拉国世俗政府的总后台,故将其在印、孟目标列为一体,包括“反穆斯林的”印度军政情制内人员、印度教首领,但不包括一般的非穆斯林信众及其宗教场所;进而还提出在缅的主要目标是“镇压穆斯林的”缅军和“佛教徒武装组织”,从而达到“保卫缅甸穆斯林”“报复缅政府”“从缅军手上夺回伊斯兰的阿拉坎(即若开)”三大目的。此外,“基地”组织其他分支也关注罗兴亚人问题,鼓吹孟加拉穆斯林对缅“圣战”。例如,2017年9月,“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发布视频鼓动孟、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穆斯林均应“支持罗兴亚人”、打击“真主的敌人”。

印孟缅跨境暴恐通道浮现。包括“新圣战者组织”在内的孟本土暴恐组织都在印孟边境及相邻的印度西孟加拉等邦境内藏匿活动。孟执法部门调查发现,2016年7月达卡袭击案中的1名嫌犯即是“圣战者组织”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头目。2017年9月,印度新德里执法部门逮捕一名孟裔英籍人萨米乌恩·拉赫曼,后者企图在德里及印东北米拉佐、曼尼普尔等地招募恐怖分子、筹集资金,进而对缅实施跨境恐袭。但事实上,该人曾于2014年被孟当局拘捕,并于2017年4月从法院获准保释,随后便潜入印境内。而且,印境内的黑市也是孟国内暴恐组织的重要武器来源。自8月下旬缅甸若开邦爆发新一轮武装冲突以来,已有超过60万罗兴亚人难民涌入孟加拉国,在孟罗兴亚人总数已超80万之巨,也已成为孟境内外暴恐势力渗透的关注重点。印东北、缅若开邦等地局势持续动荡,三国边境及接壤地带管控困难,跨境暴恐威胁不断上升。

教俗矛盾激化,极端化气氛升温。孟执法当局强力反恐行动难以掩盖宗教极端化问题。近年来围绕孟国家政治和法律的“伊斯兰属性”的分歧日益尖锐,刺激政府、宗教势力和大众之间的矛盾上升,推高孟国内宗教极端化氛围。孟境内除了暴恐组织之外,还有“伊斯兰大会党”(JeI)等宗教政党以及“保卫伊斯兰”(HeIB)等具有政治倾向的宗教组织。“保卫伊斯兰”组织起家于2013年因审判“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而引发的政治风波之中。近来,随着2019年大选临近,由于孟执政党当局对“保卫伊斯兰”态度倾向绥靖,其活动尤为活跃,先是在4月发动大规模集会示威,要求最高法院移除楼前所立希腊神话中象征法律正义的忒弥斯女神像,并在获得总理谢赫·哈西娜支持后落实;后又推动教科书“微调”,减少课本中非穆斯林作者的篇目等。而“伊斯兰大会党”作为主流宗教政党,其高层领导人先后遭遇“战争犯罪”审判,又被执政党禁止参加选举,遭到全面打压,外界对其组织和人员转入地下、走向极端化的担忧进一步上升。此外,罗兴亚人问题日渐升温,或亦将成为孟国内极端化的新“爆点”。《以色列时报》称,“伊斯兰国”可能会选择印度西孟加拉邦及相邻的孟加拉国等反恐薄弱地区,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圣战前线”。

(二)罗兴亚人问题人道主义危机与暴恐威胁叠加,涉恐因素日益突出
罗兴亚人指缅西部若开邦穆斯林少数族群,约130万,与主体缅族的历史恩怨和民族矛盾深,长期遭缅族排斥和打压。2012年以来,若开邦、梅提拉市和曼德勒省先后多次爆发罗穆斯林与佛教徒的暴力冲突,近50万人沦为难民。美西方以人道主义和难民危机对缅施压,而有意忽视背后的暴恐因素。一是民族仇怨刺激极端势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阿富汗反苏“圣战”浪潮影响,缅罗冲突刺激罗人极端化,相继成立“罗兴亚团结组织”、“若开罗兴亚民族组织”和“罗兴亚民族安全委员会”等涉恐武装。这些团伙主要由缅孟边境地区的罗人组成,还有少数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沙特和印尼等国。二是国际暴恐势力推动罗兴亚“圣战”。近年来,国际暴恐势力渲染缅穆斯林受“异教徒”迫害,视之为东方“巴勒斯坦”,煽动各地极端分子赴缅开辟新的“圣战场”。受国际“圣战”思潮和极端渗透影响,罗兴亚人武装内搞恐袭,外联极端,缅罗对抗有升级为伊斯兰教与佛教之间宗教对抗的危险。

“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大搞恐袭。2013年罗人新建“信仰运动”,扬言对缅政府和佛教徒“圣战”,效仿“伊斯兰国”搞恐袭。2016年该组织改名为“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进一步突出极端伊斯兰底色,打着拯救罗兴亚人的旗号在缅孟边境孟都镇、布提当镇和拉代当镇活动,实力迅速发展。缅情报和警察部门评估认为,其武装人员已由2016年底的500人升逾今年9月的5000人,缅反恐委员会将其列为恐怖组织。8月25日,“救世军”同时袭击若开30处军警哨所,并接连造制造暴恐案件,引发缅军靖乱,罗兴亚危机再起并成国际热点。一些罗兴亚暴恐团伙还邀请沙特和埃及等国知名极端宗教权威发布“教令”,“批准”罗兴亚人开展“圣战”自救,公开为其暴恐袭击张目。此外,“罗兴亚团结组织”、“若开圣战者”等也比较活跃。前者创建于1982年,总部位于孟加拉国库克斯, 宗旨为建立罗兴亚国。该组织主要由缅孟边境地区的罗兴亚人组成,还有少数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等国。后者成立于2013年,威胁对缅政府和佛教徒实施“圣战”。

罗兴亚人中的极端分子还勾结周边暴恐势力。一是核心人员有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参加“圣战”的经历。“救世军”高层约20人,多有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圣战”经历。头目阿塔•乌拉生于巴基斯坦卡拉奇市,曾在沙特学习极端思想;精神领袖阿卜杜勒•波密是罗兴亚裔巴基斯坦人,与巴基斯坦恐怖组织“虔诚军”关系密切。二是接受境外培训和资助。“国际危机组织”披露,巴阿两国恐怖组织长期秘密培训若开罗兴亚人,包括武器使用、游击战术、简易爆炸装置制造等。南亚极端组织“伊斯兰圣战运动”1988年曾成立分支专门负责缅甸罗兴亚人事务,支持罗兴亚武装。“虔诚军”2012年7月成立“捍卫缅甸穆斯林论坛”,为罗兴亚武装募人筹资。“巴基斯坦塔利班”2013年7月成立由罗兴亚人领导的“罗兴亚圣战军”,推动在缅甸的“圣战”。三是成立专门机构拉外援。“救世军”在巴基斯坦设立代表处与恐怖组织联络。罗兴亚人极端组织还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派“使者”,寻求“阿布沙耶夫”和“伊斯兰祈祷团”支援。

境外罗兴亚极端分子蠢蠢欲动。据估计,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尼分别有约50万、10万、5万和4万罗人。若开罗兴亚人恐怖组织大肆在境外罗兴亚人尤其是难民中招募人。2018年9月3日,极端分子在网上发布题为“亚齐(印尼)的罗兴亚童子军已做好返回缅甸参加圣战准备”的视频,显示其印尼的训练场景。印尼和马情报部门先后破获多起罗兴亚人赴缅甸参战的案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反恐研究报告称,马来西亚已经成为“救世军”资金和人员的重要流转通道。一些奔赴缅甸未果的境外罗兴亚人还就地参加暴恐团伙,加入印尼“伊斯兰祈祷团”和孟加拉“伊斯兰学生组织”等暴恐组织,巴基斯坦籍缅甸裔罗兴亚人阿布•卜米已经成为“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精神领袖。

近年来,罗兴亚人的所谓悲惨遭遇被国际暴恐势力大肆渲染,“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趁机渗透,图谋开辟国际暴恐新阵地。

一是“伊斯兰国”图谋在缅甸建“省”。“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2014年7月“建国”后就曾煽动全球穆斯林支持罗兴亚人,以借机向东南亚渗透和布局。马来西亚反恐官员阿育汗称,“若开邦已成‘伊斯兰国’发动‘圣战’的新战场。”一方面,“伊斯兰国”多次邀“罗兴亚团结组织”和“救世军”等组织入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反恐专家辛格表示,“罗兴亚团结组织”下属武装派别有头目宣布加入并效忠“伊斯兰国”。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国”还视缅甸为东方扩张的重点,发布大量罗兴亚人“遭镇压”的图片博取同情、唤醒“圣战”,以周边国家为跳板向缅甸转移人员,“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多个“效忠”组织也向缅甸进军。“伊斯兰国”在孟分支头目扬言要由孟加拉国向缅甸推进“建省”,打通南亚至东南亚的暴恐走廊。

二是“基地”也将缅甸纳入“圣战”版图。据美军在阿缴获的文件显示,“基地”组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阿富汗秘密培训罗兴亚极端分子,包括暗杀、偷渡、爆炸、武装绑架等。随罗兴亚问题不断升级,“基地”加大对缅介入,其头目扎瓦希里2014年8月公开宣布成立“基地”印度次大陆分支,将缅正式纳入“圣战”范围,宣称将支持罗兴亚人,让其“免受不公待遇和压迫”。该分支成立后多次煽动赴缅甸“圣战”,还派人赴泰国、孟加拉国等国训练当地罗兴亚极端分子。2018年9月12日,“基地”发布“缅甸呼吁书”,称“缅穆斯林正遭受野蛮屠杀”,要求全球穆斯林,尤其是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支持者赴缅以“武力”救援罗兴亚人,“这是信徒的宗教责任”。此外,“基地”各分支机构纷纷声援罗兴亚人。索马里“青年党”、马格里布分支号召对缅佛教徒发动“圣战”。阿拉伯半岛分支2018年9月7日煽动“不遗余力地打击缅政府”。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报告称,罗兴亚人问题涉及伊斯兰教与佛教的宗教冲突和种族屠杀,对外国“圣战”者吸引力大,可能有地区邻国和国际分子加入其中。

(三)斯里兰卡重大恐袭凸显暴恐威胁由陆向海扩散
2019年5月斯里兰卡案中,袭击者选择基督教重要节日复活节,受袭场所包括科伦坡市内圣安东尼教堂、市郊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和拜蒂克洛的一座基督教堂,及三个西方游客较多的高档酒店。各种迹象指向本土伊斯兰极端组织“全国认主独一团”。两案都选择宗教重要时间点、针对特定宗教团体作案,有强烈宗教色彩。有分析认为,斯里兰卡此次恐袭针对基督徒用意明显,有明显的“伊斯兰国”报复作案背景。

在“伊斯兰国”恐怖威胁全球扩散的大背景下,斯里兰卡案凸显孟加拉湾地区被国际暴恐渗透和被“伊斯兰国”报复作案连累的风险。一是本土与海外极端势力深度融合。斯里兰卡族群宗教矛盾提供了滋生暴恐的土壤。近年来,斯里兰卡宗教矛盾呈恶化态势,特别是僧伽拉佛教徒与穆斯林间矛盾激化。2018年3月,斯曾爆发大规模“反穆斯林”骚乱,激进佛教徒打砸穆斯林商店、住宅和清真寺,政府一度发布紧急状态令以控制局面。同时,“全国认主独一团”等本土伊斯兰激进组织亦开始活跃,并策划此次大规模恐袭。海外极端势力也提供精神与后勤支持。“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巴格达迪公开宣称对恐袭负责,斯里兰卡警方调查后亦确认恐袭策划者与该组织有关。斯里兰卡陆军司令称恐袭主谋扎赫兰曾在印控克什米尔、喀拉拉邦等地长期逗留,在此期间可能与海外极端势力进行接触并接受培训。英国媒体亦爆料称恐袭凶手之一在赴英留学期间接触当地极端伊斯兰组织,最终走向极端化道路。斯里兰卡也有数十极端分子曾到叙利亚参加“圣战”。斯里兰卡恐袭反应了地区恐情新趋势,即本土极端组织负责提供一线战斗人员,海外极端势力负责提供精神动员、技术培训、资金保障和装备支持。在海外极端势力支持下,一些规模较小、易被忽视的组织亦可发动大规模恐袭,防范难度进一步上升。

类似斯里兰卡的安保薄弱国家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增大。斯里兰卡2009年结束内战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军警特强力部门权力压缩,甚至面临“战时侵犯人权”指控,导致社会安全面管控松弛,安保意识淡薄,特别是酒店、教堂、学校等公共场所几乎毫无防范措施。消息称,斯安全部门4月上旬就获悉伊斯兰极端组织“全国认主独一团”策划自杀式袭击,并预警相关部门防范。但此次恐袭中,仅香格里拉酒店就有约25公斤C-4型炸药被带入,凸显政府监管漏洞。恐袭中自杀式爆炸凶手可轻易将装有炸药的背包带入高级酒店。此外,斯里兰卡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强力部门管理混乱导致其在多次收到恐袭情报后仍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恐袭发生,为极端势力发动恐袭提供可乘之机。在“伊斯兰国”被打散、恐怖分子全球回流的大背景下,“和平麻痹”导致安保薄弱的国家将成为暴恐分子的重点袭击目标。

当前,西方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上升,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全球“圣战”旗号下蔓延,两者彼此仇恨相互伤害,上述恐袭案反应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上升,大国竞争大背景下的暴恐威胁将更加严峻,孟加拉湾相关国家面临恐怖威胁形势严峻。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加紧谈判,塔利班为要求美撤军而承诺“领土不被国际暴恐组织利用”。“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国际暴恐势力在阿富汗活动空间减少,出现由阿富汗南下蔓延趋势,南亚暴恐活动可能出现从“聚焦阿巴”向“海上出击”的变化,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成为暴恐爆发的高危地区。

02影响
孟加拉湾作为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地缘经济中心地位正在凸显,印度和美国都加强了与该地区国家的战略投入。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影响孟加拉湾稳定与发展的重大安全挑战,随着各种风险因素叠加,相关影响将陆续显现。

首先,孟加拉湾沿岸国家安全投入有限,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能力不足。孟加拉人民联盟(“人盟”)政府始终将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作为执政重点,总理谢赫•哈西娜反复强调对恐怖主义“零容忍”,不允许恐怖分子在国内有任何活动空间。例如,修订2009年颁布的“反恐法”和“预防洗钱法”,强化金融反恐;2009年政府组建由17人组成“国家打击和防范武装组织委员会”,由内政部国务部长领衔,成员包括相关部委和安全部门官员,应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发动舆论反击极端活动;2009年7月成立了8人组成的“国家情报协调委员会”,总理担任主席,协调不同部门的情报工作;2010年颁布国家教育政策,强调要改革宗教学校(madrassa)课纲,已向11.4万所学校、宗教学校和大学发布了指导文件,警告学生重视宗教(极端)武装危害;孟执法和情报部门涉恐极端分子采取了有力行动,抓捕一些极端分子,挫败若干袭击阴谋。其中,警察、“快反营”(RAB)、军情总局(DGFI)和国家安全情报局(NSI)等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孟加拉国设立了专门反恐警察,但资源投入不足,为美国和印度插手介入提供了机会。2017年9月,孟内政部宣布在达卡都市警察(DMP)下设反恐组(ATU),专门负责反恐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均有行动权限,配备约有600名警官,41台车辆。在反恐组筹建到位之前,仍由达卡警方的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组(CTTC)根据相关特殊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恐行动。2017年11月,打击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组长官穆尼尔·伊斯拉姆已经移任新筹反恐组长官,两个机构资源有望进一步整合。此前,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组设有专项预算,招募或从达卡警方抽调了以19岁至26岁年龄段为主的青年骨干,设立了拆弹、特种武器与战术、特别行动、网络等分支部门,实行军队式的统一指挥,并实行自我管理,不受警方约束,直接向总理办公厅汇报。不过,反恐专业警察面临资金短缺、装备不足、技术薄弱、培训不足等问题,单靠自身难以提升专业反恐能力。有鉴于此,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印度调查部门已开始在法医装备、网络调查和监控方面向孟加拉国提供支援,并以此为抓手加强对孟加拉国的安全渗透。

推行“反暴力极端主义”(CVE)政策,但缺乏地区协调和整体效果。孟政府组建了“抵御和预防极端武装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Militancy Resistance andPrevention),由内政部长牵头,成员单位包括内政、教育、新闻、青年与体育、文化等政府部门及军情总局(DGFI)、国家安全情报局(NSI)、警察总部(PHQ)、快反营、特科(SB)及边防部队(BGB)等情侦与安全部门。孟“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着眼于全面正确认识宗教教义、打造社会的包容与弹性。具体政策措施包括:改革宗教教育。2017年10月,孟政府指示“宗教教育委员会”(BMEB)取消该委员会编制教材中有关“圣战”(jihad)的内容,此前相关教材中将“圣战”定义为“与伊斯兰教敌人斗争”,而此后该委员会下属的各类带有官办性质的“高等宗教学校”(alia madrassa)不得教授任何有关“圣战”的宗教内容。同时,孟政府也在进一步与民办性质的“大众宗教学校”(qawmi madrassa)就加强监管方面进行协调。2017年4月,孟政府宣布完成大众宗教学校“圣训学”(dawra-i hadith)课程等同于具备国民教育中伊斯兰研究与阿拉伯语硕士学位,这有助于宗教学校融入主流和宗教学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孟政府也重视与宗教界人士合作。如,孟宗教事务部下属自治团体“孟加拉国伊斯兰基金会”(BIF)与国内约7万所清真寺的教长建立联系,推动清真寺在周五主麻日(聚礼)中宣讲由该基金会预备的内容。加强反极端主义宣传。孟新闻部和文化部主要利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方式宣传反暴力极端主义政策,制作了一系列纪录片、短片和广告片,宣传伊斯兰教和平与共处理念,谴责极端暴力不符合伊斯兰价值,以此抵御极端主义思想传播。教育部和内政部加强对教育机构的管理,提高教师、学生及其父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认识,要求一旦发现学生参与极端活动或失踪10天以上应及时报警。青年部则筹建青年数据库,开拓青年工作,特别是通过在全国举行体育活动向广大青年传递正能量。加大网络反恐力度。国家电信监测中心(NTMC)加大对传播极端主义网站进行监测的技术力度,电信监管委员会(BTRC)也在与宗教界人士展开相关合作,防控互联网极端主义信息。

然而,极端组织宣传和重组能力很强,不断寻找新的手段传播极端思想和招募极端人员。提供反恐成效既需要孟加拉国在国内加强整合和共同应对,也需要与地区国家协同努力提高去极端化的效果。一方面,政府需要与公民组织、媒体、私人部门、教界、公私学校、官办宗教学校等合作应对极端和恐怖主义威胁,例如组建专门的“国家反恐局”、起草全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战略以突出反极端化进程、综合监控整治极端组织的资金流动问题等。另一方面,孟加拉国需要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共同打击极端思想网上传播,协调推进去极端化进程,共同推动有利于地区发展的世俗议程。

其次,罗兴亚人问题持续发酵,可能使缅甸沦为亚洲暴恐新乱源,进而冲击孟加拉湾的稳定。一是刺激佛教极端势力发展和教派冲突。以“969运动”为代表的缅佛教极端势力大肆宣扬反穆斯林言论,号召佛教徒抵制穆斯林商店。该运动主题曲唱道,有些人(穆斯林)“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喝我们的水,却不感激我们”,“如有必要,我们会用自己的骨头筑起一道围墙”。头目维拉督是缅著名僧侣,讲经时常妖魔化穆斯林,2013年被美《时代周刊》称为“缅甸的本•拉登”。缅甸社会压倒性支持打压罗兴亚人的局面业已形成,全国奉行“大缅族主义”,不承认罗兴亚人公民身份,纵容武装分子烧杀,双方仇恨越结越深,和解无路。二是吸引国际暴恐势力介入。罗兴亚人“困境”无纾解渠道,激进化加速发展,并在孟、印、缅边界作乱,以“圣战”对抗政府,给国际暴恐势力插手提供契机。目前,“伊斯兰国”和“基地”争相入缅的局面已形成,“伊斯兰国”图谋向缅、孟转移力量,“基地”欲打“罗兴亚牌”加快复兴进程。《曼谷邮报》认为,罗兴亚人问题已成该地区的“巴勒斯坦问题”,将成伊斯兰世界极端恐怖势力的长期关注焦点。

罗兴亚问题长期延宕不决,也会冲击中国在缅甸的利益和边境安全。若开邦是中缅油气管道必经之地,油管起点是马德岛,天然气管道起点在皎漂港,该地区民族宗教冲突加剧将严重影响上述项目的顺利运作,危及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安全和战略利益。缅甸与中国西南省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交往密切,一旦罗兴亚难民危机加重,或者有更多罗兴亚人涌入中国境内,也将冲击中国西南边境安全。

再次,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利益备受影响。斯里兰卡恐袭直接威胁中国公民和海外利益安全。人员安全上,去年中国共有约26.6万名游客赴斯里兰卡旅游,另有大量中资机构职员和务工人员在斯里兰卡参与项目建设。中国公民虽非恐袭的主要目标,但如果斯里兰卡安全形势恶化,难免遭受“池鱼之殃”。此次恐袭就造成中国公民6人死亡,5人受伤。项目安全上,中国在斯里兰卡拥有汉班托塔港、科伦坡港口城等重大项目,是斯里兰卡最大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国,利益分布广泛。因斯里兰卡长期未有明显恐袭威胁,多数项目安保措施较为松弛,人员安保意识不强,亟待完善。另一方面,恐袭挑起斯里兰卡国内族群矛盾,也将间接对中国的海外利益造成冲击。恐袭发生后,尽管斯政府高层和宗教领袖多次呼吁“社群和谐”,但“恐穆”思想仍在蔓延。5月12-13日,斯西北省爆发“反穆”骚乱,造成一人死亡,大量住宅、商店被砸毁。政府在当地实施宵禁。如社群矛盾继续蔓延,将恶化斯里兰卡国内治安环境,并对中国在斯利益带来长期性影响。

第四,印度积极开展孟加拉湾邻国的反恐合作,加强对相关国家的安全控制。莫迪借反恐之名,加强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等周边国家的反恐与去极端化合作,加强对于印度洋地区的极端主义打击力度。印度已多次从孟加拉国引渡东北部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头目,并与孟方联合监控“孟加拉国圣战者”组织在两国接壤地区的活动。2016年7月孟加拉国达卡恐袭时间发生后,印国家调查局(NIA)在第一时间派出调查人员前往达卡协助孟方,与孟方共享恐袭嫌疑人相关情报。2019年斯里兰卡恐怖袭击前,印向斯政府发出预警信息,并在袭击后派出调查组协助斯政府。此外,印度长期公开支持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的高压政策,并积极遣返境内罗兴亚难民,以此换取缅甸政府对印缅互联互通项目与打击印缅跨境分离主义武装的支持。莫迪上任后印度已多次派遣武装力量进入缅甸境内打击反印分离主义武装营地,双方在地区安全上存在高度共识。长此以往,印度对孟加拉湾国家的安全介入也会增大中国对该地区的经营成本,并加大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互联互通和加强安全合作的难度。

03中国的应对

今后,中国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加强对该地区的战略经略,以更好维护中国在孟加拉湾的战略利益和项目安全。地区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反恐压力,为中国推进对孟加拉湾国家的安全合作提供契机,有许多方面可以提早着手,稳妥推进。

一是加强与环孟加拉湾地区的经贸联系,以发展破解安全难题,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中国与地区国家已同意加强在国际贸易、经济和金融组织中的合作,支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巩固南南合作。今后可以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框架内加强双方务实合作,使中印、中缅两国民众切实享受到合作带来的福祉。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能源电力、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农业等领域打造重点项目。地区国家均支持多边主义和小多边合作,中国可以与相关国家一道,携手充实“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南盟(SAARC)等合作机制,并且将反恐反极端问题和经济合作等纳入上述组织的议题之中。

二是与地区国家加强信息技术合作和反恐能力建设。孟加拉国等地区国家都在推动网络发展,中国有机会扩大对地区国家信息技术专家的培训以及信息技术专家间的交流规模。随着恐怖分子跨国流窜加剧,地区国家也需要共同加强移民监管,中国可以为相关国家加强出入境管理体系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为地区国家反恐部门提供专业培训和装备支持。中国与地区国家智库可以加强联合研究,彼此咨询,共同投入智力资源、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可以使议题涵盖反恐、反极端化、跨国恐怖主义、监狱去极端化、国际立法等方面,并从安全、金融体系、网络、媒体、社交网络、信息技术等角度探讨威胁的成因,特别是就青年、教育、极端主义、监狱、家庭价值、社会资本、城市化、外部资源、财政资源、极端化与极端主义的网络成因等问题展开更多研究,建立去极端化或防极端化的专业项目。

三是帮助地区国家提升海上安全能力。中国已是孟加拉国最大的军备供应国,孟加拉国也希望中国继续支持其武装力量、执法部门的能力建设和现代化。此外,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特别需要提升海军能力,开发蓝色经济潜力,以保护孟加拉湾航路、打击海上非法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中国可以与地区国家加强军售和安全合作,提升地区国家应对包括反恐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四是加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反恐和安全维护能力。中国今后需要深化与孟加拉湾地区国家的反恐安全合作,推动安保合作机制常态化运行,如中国可与相关国家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安保联合工作组,专职负责维护影响大、共同利益多的重大项目安全。中国的安保产业和公司也要加强本地化经营,与相关国家企业探讨合作途径。在该地区经营的中资公司需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制定安保预案,与所在国加强部门协调,提高应急处突能力。

【编辑】徐英婕
【审阅】戴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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